原标题：仁济精神再讨论 | 黄欢：“老仁济”印象
前言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仁济人”。相比那些从学生时代就在山东路城市CBD摸爬滚打的老仁济来说，资历和辈分都低了很多。但是，我很幸运。毕业进入仁济工作的第二年，就得以在宣传部门挂职学习了一年。在仁济医院建院165周年的时候，我受命开始深度接触这家拥有悠久历史的医院，去挖掘和整理她骨子里那些被世人称作“老”的东西。
没有人真正提过“老仁济”的形象，一百七十五年来，这样一个性格标签从未直接示人。总是在或有或无，若隐若现中徘徊。但是，如果长期身处山东路那栋八十多年历史的英式建筑中，你会逐渐体会到“老仁济”身上那股独特的“脾气”。
时光荏苒，又十年过去，今年已是仁济175周年华诞。重新去回顾和提炼仁济精神，不单单是一项任务，也是在不断抚今追昔的过程中寻找那一颗“初心”。
那天有幸收到党委宣传处的稿约，起初不敢接受。总是觉得以我个人在仁济的阅历，是不足以去总结“仁济精神”的。然后，翻到当年整理的一些史料和采访笔记，还是不禁感慨。于是索性就把这些平时不为大家所知的老仁济轶事拿出来分享。
急诊科
黄欢
1
“老仁济”的低调，不肯“讲”由来已久，这与当今充满竞争，讲究宣传、轰动效应的时代似乎格格不入。但或许正是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保守与矜持，不经意间缔造了一个个辉煌与标杆。
江绍基是中国消化内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素以博学与医术高超为人称道，但是熟悉他的同道与学生，甚至单位同事都更钦佩这位名医的谦和与平易近人。
作为《中华消化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在杂志审稿过程中总是遇到全国不少单位的不同学术观点，其中不乏专家和权威人士，处理时相当棘手。但江绍基常常对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对待专家、权威的观点不宜有先入为主的门户之见，即使是同一单位的不同观点也是正常的，不能以大压小，而应以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的准则对待学术研究问题。他对待基层单位的来稿总是一视同仁，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就要用其一点，从不求全责备或专挑不足之处。
1991年适逢中华消化学会换届，当时的主任委员郑芝田教授年事已高，征求引退，当时不少人认为以人品、学识、资历而言，主任委员非江绍基莫属。但他却以工作为重，认为应该由北京常委继任为妥。他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事情要大家做，要团结二医各医院、上医、二军大及其他医院的消化科医生，为消化病学及祖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攀登医学高峰而作出贡献。江绍基在1991年底的全国消化学会年会上，他带头作专题报告，以示告退，报告之末，赋诗一首，讲到“长江后浪推前浪”。
作为一名全国著名的医学专家、院士，江绍基的名字总是与博学、严谨、儒雅相伴。但是，他却经常会做出一些与自己身份并不“相称”，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一位晋升副主任的医生，请江绍基为其预审论文，江绍基其实并不认识他，但仍为他仔细修改，使他得以通过；一位卧床不起的农村老人，听说江教授来无锡开会，想见一见这位江南名医，江绍基亲自上门，为他诊病，分文不取。
平时，哪怕看见病房里或走廊上有被人随意丢弃的烟头，江绍基都会主动弯下腰去捡。有一次，学生莫剑忠实在忍不住要发火，当面“训斥”了老头几句。
原来，七楼病房的一个卫生间抽水码头堵住了，莫剑忠正在试图通一下。正好被江绍基看见了，这个爱“多管闲事”的老头也抡起袖子说：“剑忠，你一个人不行的，我一起来吧”
“江老师，你这是干嘛？”莫剑忠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江老师，你一个著名教授、一个副院长，干这个事，被外人看到了，那不是成了仁济的笑话吗？快给我回去吧”。
江绍基的儿子江尧湖回忆起父亲，有一件事至今让他和家人都觉得哭笑不得。有一次，江绍基接到上级通知去给一个首长进行会诊。但回到家时，江尧湖等却发现父亲的一只手臂骨折了。追问后才得知，原来江绍基在会诊过程中看见病房窗户的一侧窗帘掉下来了，本想踩个凳子上去弄弄好的，谁知不小心摔了一跤，手臂骨折。
2
或许是追求学术，或许是一心扎根医院，潜心围绕患者，“老仁济”的心眼中似乎少了功名和利禄。
著名血液病学专家潘瑞鹏住在一套老式公寓里，这还是政府收取旧房后重新发放的，位于虹口区一个老式的新村。狭小的五十几个平方，除了需要容纳妻子和保姆外，小儿子也住在了一起。
屋内的摆设几乎让人眼眶发酸。门口的纱帘是几块纱网布拼凑起来的，进了门，左边的一段走廊被改成了厨房，有点挤，但很干净，厨房再过去是储藏室，右边是卫生间。越过厨房是潘瑞鹏和妻子的卧房，本来这是客厅，但因为潘瑞鹏长期卧病在床，为了方便给学生上课，就把客厅改成了卧房，而师母为了方便照顾，就睡在旁边的一张小床上。
性格内向，为人谦和的神经病学专家周孝达同样秉承老仁济的低调，这也决定了他在学术上脚踏实地，不浮夸，不张扬的作风。他不喜欢有一点成就就到处讲学，浮夸其辞，但在他所涉足的领域其临床水平得到同行公认。
周孝达作为中央干部保健医生几十年，但他的家人、亲友和单位同事对中保工作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他经常出差执行任务，有时一连几个月也不能回家，但家人始终不知道他的出差地点，更不知道他工作的内容，大家也都习惯了这一点。
有一年《作家文摘》曾登出他及他同事和邓小平的合影，周孝达事后“埋怨”说，“不应该把照片公开”。直到周孝达逝世，医院同事领导才从他儿子那里看到了他作为中央干部保健医生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不允许利用他的影响或关系来为个人获得好处，诚实做人是周孝达对小辈的要求。家里的房间显得陈旧了，单位曾多次提出要帮助维修和粉刷一下，但都被周孝达谢绝了，在他看来房子虽然旧了，但住住还是可以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单位中一些老教授的房子更差也都照样地过，自己不能太特殊化，影响不好。儿子周炎一直记得父亲的一句话：“小事不要麻烦单位解决，大事依靠党组织。”
3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于院系调整，当时二医的几大附属医院做了整合，而仁济吸收了从宏仁医院调来的大批医生。两所医院的优良传统在仁济的这幢老楼里逐渐融合。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栋充满历史烙印的老楼中，涵盖了几乎医院所有的构件：病房、门诊、急诊、员工宿舍、食堂……“老仁济”们每天都在楼里穿梭。
抬头不见低头见，上上下下大家都熟悉，茶余饭后都是医院、科室、病人的话题。甚至简单的一个会诊，同事间几乎以沪语礼节“阿哥”“阿姐”相称，一见面打个招呼就能处理问题。科室之间都是隔壁邻居，无论是内外科，无论是临床还是医技科室，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科室与科室之间的关系相当和睦。其实，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仁济依然能够正常的看到。
“老仁济”的上、下级间既有级别又没有级别。主任是病房的管理者，还要负责主治医生的培养，主治医生需要及时准确的向主任汇报工作，但必须管理带教好住院医生。老教授会和工勤人员拉家常，工勤人员也会直接找主任看病。在这样严格的制度下，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在岗位上就要做这些事情，担负这些责任并管理好手下的人，脱离了岗位大家又是一家亲。于是，就有了作为大外科主任的董方中和麻醉科主任的李杏芳同台为一名后勤职工实施阑尾手术的佳话。
血液内科知名专家欧阳仁荣医术精湛，但医院的职工只要有病人请其会诊，都会得到他不遗余力的诊治。作为知名专家，在特需门诊的挂号费常为一百多元，甚至两百多元。但凡是同事介绍来的病人，欧阳仁荣经常是免去挂号费并来者不拒，直到病人走了之后他才会问助手关于那个病人的来历和身份。到后来，甚至很多慕名而至的职工家属都会到病房直接找欧阳仁荣“免费求诊”。
4
在“老仁济”的人生字典中还有一个字不可或缺，甚至是大号字体的，那就是——严。
严，严格，严厉，严谨。老仁济的严厉曾经让一群年轻医生魂飞魄散，也或许正是这种几乎达到苛刻的严格催生出一个个名医。
圈外人或许不大知道，潘瑞鹏和他的三个子女都不太亲，接触少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潘瑞鹏对他们极为严格，他希望孩子们可以自主、自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这种严格对潘瑞鹏爱人来说，也并没有因为对他常年的照顾而有所减弱。就拿看电视来说，潘瑞鹏甚至认为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他爱人想看电视都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行。
应笔者的要求，潘师母曾经拿出了一些潘教授一直保留的笔记，厚厚的一叠又一叠，纸张已经泛黄，但一叠叠按时间顺序整理地整齐有序，纸张很平整，基本上没有什么缺损。笔记都是用钢笔写的，字迹端正清晰，字面整洁有序，每一份笔记都写明讲课时间、地点、课时，上课重点内容用红笔标记或是打上重点记号，特定词会在旁边用英文标出。笔记中不仅有来自于各种书的资料，还有备课者自己的心得。更让人感动的是，每份笔记上他都会做一些注释，有时是自己对书上内容不同的见解，有时是如何去讲述这段内容，有时还有学生的提问。
笔者随手选了一篇仔细阅读：题目是“检验系临床血液学 第十讲”，时间是“85-11-11”，正文之前，有一段话“商量考试出多少题……”、“商量带实验……”“商量录像……”“商量答疑、星期日下午没有空了……”；在题目的旁边还用括号标了一句“第八、九讲因去日本开会，由顾永泉老师讲”。笔记中在讲到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分类时，他列举了不同书上的不同分类，还在旁边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分类的出处，精确到哪一页哪一行的程度。在这些列子后，他又写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见解以及当时最新的标准，心思之严密可见一斑。
说到读书笔记，另一个“老仁济”江绍基的读书笔记被他的很多学生和同行看作是传家之宝。笔者有幸曾经在医院的档案馆亲手翻阅过几本。
江绍基的所有读书笔记均记录在黑色硬板纸封面的笔记本上。而据说这样的笔记本江绍基留下了200多本。小心翻阅其中的一本，发现中英文交错，插图、公式、批注、表格俱齐，更为让人钦佩的是，这些笔记绝不是简单的抄写，而是经过大量阅读和总结后的心得。这200多本笔记几乎是国内消化学科领域发展的轨迹，难怪学生莫剑忠说如果能得到几本老师的笔记将是莫大的荣幸。
五六十年代的胸外科是仁济的王牌科室。在著名外科专家兰锡纯担任科主任后，一直坚持着一些制度，以保证科室在临床业务质量上达到优秀。兰锡纯要求科室主管人员向他汇报每个月的医疗数据统计结果，尤其是病人的住院率、治愈率、床位利用率、切口感染率等，把关十分严格，一旦有纰漏即会严厉指出。
有一次，全科室的医生在跟随兰锡纯查房。有一个术后的病人已经完成拆线，即将出院，但是在查看伤口的时候，他发现患者伤口附近的胶布痕迹没有擦干净，于是严厉地批评道：“你们这种小事都不注意做好，病人怎么放心在你们手下开刀呢？”
说到查房应该是所有内外科“老仁济”最感恐惧的工作内容，常常会有质量不过关的病历被扔到病房外，还有考验记忆力和用心程度的病史汇报。欧阳仁荣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个查房经历。
在老仁济的大内科，黄铭新、江绍基两位专家的查房是所有医生期待的大餐，因为可以获取众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以及聆听他们的教诲。他们每周会挑选心血管、消化、肾脏、血液等专科进行大查房。有一次，事先并未通知查哪个病房。当时还是住院医生的欧阳仁荣向来知道大查房这关不好过，于是为保险起见在查房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去病房把床位上的病例熟悉了一下。第二天早晨，黄铭新带领的一群大内科医生来到了血液病房。他对欧阳仁荣说你把病人情况汇报一下。听到这一句话，欧阳仁荣可谓又惊又喜。凭借平时对病人熟知程度和前天晚上温故，他一口气将1到16床病人的病史、化验结果、诊断、鉴别诊断一一汇报。黄铭新听后表示满意，但还是提出了5床患者需要增加疟疾的鉴别诊断。
妇产科专家洪素英一直都很佩服培养其成长的两位老主任——郭泉清和潘家骧。在她的印象中，这两个专家都可谓医术精湛。在培养年轻医生方面，更是尽心尽力。他们在学生培养方面非常有计划，一段时间集中只作一种手术。但平时为人很和蔼可亲的他们，一旦发现在医疗上出现什么小差错，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
每天一到早交班，所有年轻医生的神经都会高度紧张，被骂的哭鼻子是常有的事。评估产后出血并不困难，但随便、大约、估计是肯定不行的，而是要用量杯量的！如果出现产后出血，主任再忙，也要安排时间，对病例进行总结，探讨如何避免再一次的发生。当然也有令洪素英高兴的时候，就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例产后出血都没有发生。郭泉清很亲切地说：“小鬼，最近做的很好嘛。”那个开心，是拿什么也比不上的。
“老仁济”的“严”并不是单向的，附加在他人、学生身上的同时，同样被牢牢的锁定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
作为一名颇有造诣的女外科医生，王平治丝毫不避讳自己曾经在医疗上的疏漏甚至低级错误。有些甚至让自己付出了身心受创的代价，在年轻医生前严格的“解剖”自己，为的是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尽量少走弯路。
十几年前，王平治为一位胰腺癌的患者实施手术。当时剖腹探查后发现胰腺以及腹腔内广泛散在结节，手术无法切除病灶。当时的诊断是胰腺癌晚期，广泛转移。做了胆肠吻合，对转移灶取了活检后即关腹。几天后患者出院了。
这位曾经被王平治诊断为胰腺癌晚期的患者在十几年后又一次找到王平治，因为他即将退休，需要医院开具患有肿瘤的证明。王平治心存疑虑，一位胰腺癌晚期的病人怎么可能存活10年。于是翻阅了患者十几年前的病史记录。发现这位患者其实并不是胰腺癌而是结核，因为患者在病理报告出来之前已经出院了，所以当时谁都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王平治不避讳这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对病人的身心造成了创伤。此后，她反复告诫年轻医生，对患者的诊断不可先入为主，临床诊断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顶多百分之九十九，最后的百分之一需要病理来证实。而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个疏漏也使科里的年轻医生至今铭记在心。
著名胸外科专家王一山也犯过类似的错误。由他主刀完成的开胸手术后，患者恢复很顺利，但是在拔除胸腔引流的时候居然从引流管口露出一小块纱布。显然，是手术时遗忘在胸腔里了。幸运的是，纱布成功被取出。当时，王一山教授已是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了，但是时任外科主任的兰锡纯并没有放过这件事，在例行的晨会上，很严肃地讨论了这个医疗事故。王一山同样不避讳自己的过失，并以此为年轻医生敲响了警钟。外科的作风是：不管谁犯了错误，不管病人有没有告状，都要追查到底。
5
医学是门终身学问，需要毕生的付出，但是真正能把它看成事业，执着追求的医生必将受人无比尊敬，因为这种坚持有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老仁济”的生活中，医学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惜时如金，不肯把一分钟花在读书做学问以外。这种近乎“书呆子气”的人生哲学长时间浸润着仁济人的每一个细胞。
8点钟上班，11点食堂开门了，先不要去吃饭，一吃好饭就要睡午觉了，到11：45到12点吃饭，可以多45分钟看书。电视可以不看，或者最多听些内容。书是一定要看的，否则寸步难行。书也一定要买的，否则将是无米之炊。
黄铭新曾在八十高龄时因一氧化碳中毒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但当时经高压氧舱抢救苏醒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今后的工作，为了测试自己的记忆功能，他背着医生护士偷偷来到资料室翻译英语杂志，结果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里竟翻译了两千多字，实践证明自己一切正常，安好如故。
黄铭新曾经对一个采访他的记者，很自豪地指着名片上的头衔说：“在其位就要谋其职，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吧”。八十多岁的黄铭新每周有四个上午去医院上班，诊断和医治疑难杂症，据说他的诊断之精确几乎与开刀后的结论完全一致。
黄铭新的一句话颇能代表老一辈仁济人对于医学的立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几十年的老习惯看来是改不了了。再说年岁大了，干其他的手脚不利索，动动脑子还可以。
博学的江绍基喜欢看书是出了名的。为了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几十年来，他每天经常只睡四、五个小时。他的一个学生曾感动地说，江老师经常在他家附近的菜场早市开秤时才睡觉。经常和江绍基一起出差的莫剑忠说，和江老师住一个房间，即使出差旅途劳顿，他每次都要看书直至两点才睡觉。这也最终造就了一个极其擅长写作的医学家，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医学著作。江绍基曾经开玩笑说：“我的一生除了文革中一封检讨书外，从来就没被退过稿。”黄铭新称江绍基的文稿可谓“洛阳纸贵”，为众多杂志编辑所求。
文革岁月，在这个特殊动荡的时期，很多外文期刊早已被他人所闲置。但对江绍基来说，每次二医图书馆新到的各类期刊都是最珍贵的财富。他依然可以一本本啃下来，还有一本本笔记犹如崭新的教材出自他的手下。
每天晚上，全家人吃完饭后，在泰安路22号6室那个80几平的房里，一盏灯常常要亮至凌晨。一家四世同堂，没有书房，江绍基一直坐在他那张最熟悉的餐桌旁，一盏台灯，一杯茶，一幅眼镜，遨游在医学知识的海洋中。后来，家中的几个子女都悉数选择了医学事业，于是，在江家常常会在晚饭后出现这样的场景，一张书桌，一盏台灯，几个医生围坐在一起钻研着属于他们的科学。
潘瑞鹏是个爱书如命的人。他家一个跟墙差不多高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几乎都是医学书和工具书，语种很多，中文、英文、日文都有。夫妇俩退休工资加起来总共3000多一点，1300是保姆的工资，剩下的除了家用大多数都用在买书上了，有一次单单一本英文原版书就花了他2000多。爱人把潘瑞鹏的书都靠墙摆放整齐，为了防尘都用布遮好，很多书都已经泛黄了，尤其是读书笔记和备课笔记，听说因为实在放不下，很多都背着潘瑞鹏扔掉了。
到过潘瑞鹏家的人都会被他床上一张很奇特的桌子所吸引。桌子很高，约140-150cm，桌脚上有4个轮子，方便挪动，桌面的中间是挖空的，镶有一块透明的玻璃，桌沿上每一边都有一个小灯。在询问之后才知道，因为严重的颈椎病手术不成功，潘瑞鹏常年瘫痪在床，但是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即使仰卧在床，依然要有书在眼前。
一次医院领导去看望潘瑞鹏时，看到了他侧卧看书的辛苦，感动之余派人做了这个特别的桌子送了过来。此后，他想要看书的时候就把书打开倒扣在玻璃面上，然后他就透过玻璃来阅读，翻书的时候再请保姆帮忙。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坚持阅读，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文读物。
陆惠华对潘瑞鹏曾经有一段深刻的记忆。当时还是实习同学的她正好去帮一个病人取化验报告。当她听到：“同学，你来一下”时，看到了平时极为严厉的潘瑞鹏，心中立即紧张起来。“同学，帮我把止血带松一下。”走近一看，原来是潘瑞鹏为了研究血液细胞，正在抽自己的血做实验。这件事给陆惠华的震撼一直保持到今天。
而在我看来，被誉为“东方一只胆”的胆道疾病专家施维锦几乎是个“不要命”的人。施维锦曾经罹患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我曾是他的床位医生。虽然后来的冠脉搭桥手术进行的非常顺利，但在我一个内科医生的印象中，老人家应该停刀安养晚年了，因为毕竟是八十岁左右的人了。
然而据说仅仅几个月后，这位刚刚经历过大手术的耄耋老人，居然又重新回到了手术台。他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还非常成功地为一名胰腺肿瘤患者实施了难度极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不仅如此，后来情况稳定的他几乎“忘乎所以”，大大小小的手术均能看见他的身影。
一年多后，老头似乎学乖了。自觉不适的他早早来到病房检查，巧的是我依然是他的床位医生，而这次的诊断是“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死，慢性心功能不全”。从上到下都在指责他的“玩命”，但他的“悔罪”态度一直好的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我发现症状稍稍改善的他就在病房中就开始为其他患者作会诊了，就预料到估计出院后，这老头依然会重操旧业，继续作他的外科手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预见是对的。而写完这篇稿子的若干年后，先生最终还是倒在了他挚爱一生的手术台上。
6
山东路上的仁济医院犹如一个四合院，小的没有一棵树，而其中的各个科室犹如那七十二家房客。同一屋檐下，却催生了“老仁济”间异常深厚的交情。
欧阳仁荣认为“老仁济”之所以为人所怀念是因为它的和谐，照以前的讲法就是个“大家庭”。老仁济看上一代的就像自己的爸妈，上级医生把下级医生真真正正当做是自己的小辈，要带好他、爱护他。同辈的师兄弟之间，就是兄弟姐妹。这个当中有很多亲密的关系，又有很多严厉的要求。
比如讲比自己高的，即使只高一届，也要尊称他为老师。当时欧阳仁荣做实习医生的时候，萧树东是第一年住院医生，见了面一定称呼后者为老师。等欧阳仁荣毕业了也成为了一名住院医生了，但还是称他为老师。主治医生管住院医生，主任管主治医生，一级一级。如果住院医生事情没做好，主任骂的肯定是主治医生。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有一大批仁济的医护人员参与救灾。当时“老仁济”间的合作也可谓亲密无间。曾经有个瑞金医院的医生对着当时还是手术室护士的朱晓平说，尽管你带着口罩和帽子，我不认识你，但是看你的手术动作以及和医生之间的配合，我就知道你是仁济的，因为仁济的护士最听话。
曾经担任护士长的乔心敏对于融洽的医护合作充满感慨。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医生诊病时需要各种信息。其中，护士提供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护士的信息来自于对病人的观察，我们多跑一趟，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会有重大的发现，早发现和晚发现，结果可能不大一样。时间就是生命。此话确有道理。一位好医生，除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临床经验外，他一定还会很谦虚，会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尤其重视护士提供的信息。我们那时的这位主治医生，就是一个医术高明，为人谦虚的好医生。我很幸运能和他共事，至今仍然会想起那段时光。几年前见到他，他对我说，我们是老搭档了。这句话，又让我回忆一番，许多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老搭档三个字，概括了我们短暂的共事，同甘共苦的日夜，彼此的尊敬，信任和友谊。
那时在这位主治医生的认真带领下，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不断钻研业务，提高自己。当时，每当晨交班前，他亲自带头做几分钟大扫除，其他人都各自有分工，谁也不敢怠慢。那时病房确实特别整洁。当时医护人员一起交班，结束后护士长将前一天的好人好事提出表扬，如有差错缺点也要提出，并由差错本人作检查，分析原因和今后如何避免等。我始终认为医生是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和最亲密的朋友，让我们这种崇敬的师生情和真诚的友情永远保留下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仁济”在师道传承上，恪守传统，一直懂得师恩难忘。萧树东对老一辈乃至同辈教授都十分尊重，他始终还在感念他的恩师江绍基。
江绍基去世10年后，在2005年的上海国际胃肠病学学术会议上，萧教授还专门安排了“纪念江绍基教授的学术讲座”；在萧树东从医执教50周年时，消化所为他制作了一本论文集，但他发现里面少了一张许国铭的照片，又让重新排版，那时，部分集子已付印。对晚辈，他也丝毫没有一点架子，不少细事总是事必躬亲。如数次国际会议前，作为会议主席的他，总是要将大大小小的事情安排妥贴才放心；有同事患病，他也总是亲自到场，问寒问暖……
冯卓荣师从兰锡纯，作为一个出色的心胸外科专家，他一生都勤于笔耕，默默无闻。兰锡纯的第一版《心血管外科学》专著曾经广受好评。学术界建议兰锡纯再次组织编写第二版。因为身体原因，兰锡纯带着第二版的书稿住进了病房，在病榻上夜以继日的完成这部著作。但谁也没想到，他这次再也没有能够离开这个病房，没有完成的著作成了终身的遗憾。
时光飞逝，在著作的编写工作中断四年多后，作为兰锡纯的学生，冯卓荣站了出来，冯老当时一句质朴无比的话，却感人肺腑——
“这本书是老师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来做完它。”
众多学生无不立即响应。尽管在书正式出版时，冯卓荣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努力，但他还是要求把故去的恩师兰锡纯作为唯一主编。最后，在其它编委的再三推荐和要求下，他才将自己的名字与兰锡纯放在了共同主编的位置上。
7
老上海的“老仁济”外表儒雅，举止风度翩翩，谈吐斯文。
在人们的印象中，黄铭新总是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尘不染的镜片，衬衫领带，西装革履，剪裁考究的下装，柱着一根手杖，几乎是标准的上海名医形象，一时引得内科年轻医生纷纷效仿。
说起黄铭新，堪称一位多才多艺的医学专家，所有人的第一评价是：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浑身充满艺术细胞。他小提琴拉得甚好，在中学时代就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师从当时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Foa教授两年。他画得一手不赖的油画。他喜好金石，刻得一手好印章。黄铭新说爱好和修养有助于锻炼人们在科学思维中产生灵感，完善构思，起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他的学生亦如所有“老仁济”，都是时尚中略带浪漫的医生。生活中的欧阳仁荣爱好不多，但是他喜欢听评弹。对于听评弹的快乐和益处他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听评弹一方面是好听，一方面是学习演员的语言表述方式。他说同样是三国志，好的演员和一般的演员差别很大。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经常建议授课带教的老师要多听评弹，学习评弹演员的表述方式，将其运用于教学中，这对自身授课水平，学生听课质量肯定有提高。他就是这么执着，为了他热爱的事业。
萧树东喜欢音乐，更懂得欣赏音乐，熟知诸如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等名家的作品。他的学生们都说自己的导师很“摩登”：早在80年代，萧树东便开始使用电脑，写文章、做PPT、收发邮件样样都会，英文打字速度绝对不会输给年轻人；十年多年前他又用上了QQ。而如今80多岁的欧阳仁荣早已学会发微信，每天刷着朋友圈。70多岁的陆惠华每天更新自己的朋友圈，会在清晨时分等待第一缕阳光，用镜头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记录着生活中的真善美。记得她说过，摄影是老有所乐，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后记
这段洋洋洒洒近万字的稿子大部分写于十年之前。而如今读来，很多细节依然让我动容。不是别的，而是真正根植于“老仁济”骨髓里的那点精、气、神。文中的许多老仁济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依然是一个需要和呼唤大师的时代。
175年，不仅仅有时间的累积，我们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精神的沉淀和传承。
曾经的急诊科护士林玉婷老师对此文有极大贡献，特此注明和感谢！
编辑：莫佳瑜
——上海仁济医院官方微信——
责任编辑：
